浦江东

        举一个例子。

        解放战争时期，上海港码头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历史遗留问题：上海沦陷后，一些包工头带着手下工人逃往内地躲避战火，日本投降后返回上海，发现自己的地盘已经被新的包工头带人占据了。地盘属于谁就成了无解的问题。老工人要工作，新工人也要工作，新老包工头谈判不成，就让码头工人们大打出手。

        例如太古码头新老包工头之争旷日持久，打架、绝食、申诉各种手段尽出，引得市长两次出面调停，犹暗斗不止。最后死伤的，依然是基层的码头工人。摆脱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，获得自身的解放，是上海港码头工人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的主要动力。

        一些工会领导者，也的确有心想要改善工人生活，他们数次向社会局投送函件，为码头工人请命：“窃查码头运输工人，肩驮、背负，工作最苦，工资最低，过去虽经数次调整工资，但加之甚少，转眼之间，依然痛苦……近数月以来，日用生活必需品，柴米油盐，无一不涨。未来如何难以逆料，以后码头工人生活愈感恐慌。”最后换来的，却是国民党社会局的无限与反复推脱。

        1946年，上海掀起了一股成立工会的风潮。1945年底上海工会仅有约40个，1946年底已达到356个，工会成员26万余人。各码头的大包工、二包工，甚至黑帮“三十六股党”的人纷纷加入其中，搅得乌烟瘴气，完全没起到为工人争取权益的作用。残酷的现实让码头工人大失所望，他们联名写了一封公开信登载在报纸上，向社会呼吁：

        “上海港码头工人之工资，因在大包二包层层剥削之下终日辛苦，所得无几，此种包工剥削工人利益之事实，上海数百万市民，无人不知，而过去之码头工人皆被包工头目，把持操纵，工人哭诉无门，现请求各界人士，正义援助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为了镇压工人反抗，很多码头都设有监牢，用来关押不听话的工人。地牢设在江边，整日寒风倒灌，冻入骨髓。码头工人一旦被关进地牢，不光饱受折磨，还要交齐罚款才能出去。

        而不去上工，没有积蓄的码头工人自然无钱缴纳罚款。这时包工头就强迫工人借债，欠款从工资里扣，待其刚出牢门，便逼迫其没日没夜地干活来还本付息，全然不顾工人的死活。后来据一些码头老工人回忆，在1946年到1947年的两年内，仅大来码头被关押的工人就达一百七十多人次。

        正讲到这里，王建浦插话，说道：“爷叔，你总是提起来码头谣，码头号子啥的，能和我们详细讲讲吧？”

        王国良停下来正要喝酒的动作，对着王建浦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当然可以啊。只是有些东西我们也不太很懂，就知道多少就和你们小鬼头说多少，可以吧？”

        小毛他们笑着鼓掌。

        王国良想了想，说道，降到码头号子，就说来话长了。

        首先，码头号子主要流传于码头及货场，在船舶装卸和货物抬扛、推拉等相关的劳动中演唱。这类劳动需要工人承重行进，由此造成号子节奏鲜明短促、曲体短小单一的特点，唱词也多是无实际意义的呼喊性感叹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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