浦江东

        另外，辞职去日本打工，对当时来说，是大小环境合力的影响。大环境，是社会在变化；而周围朋友组成的小环境中，有一个人去日本了，之后就一个个地把朋友们都带出去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最近这几年，几乎每个上海人都听说过亲戚朋友，或是朋友的朋友在日本“扒分”的传说。

        当时的中国刚刚对外开放不久，对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，走出国门去留学是一种奢望。

        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，日本却向中国敞开了“大众留学”的大门。

        于是很多年轻人都热衷于一种通过读“语言学校”的途径，去日本打工。

        说的也是，身边的朋友都去了，甚至连女朋友都出去了，自己难道不去？这样一来，上海数以千计的职工辞职、停薪留职，告别家乡父老通过各种渠道“巴拉巴拉东渡”赴日本。

        行文至此，不放多啰嗦一些笔墨，再来讲一桩和当时出国潮相关的事体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”——出国后，有很多时候，连接海外儿女和父母家人的就仅仅只是一条电话线。

        当时大多数上海人家，安装家庭电话的还很少。有电话来全靠里弄里的公用传呼电话。于是，儿女们通常会把电话打到弄堂口的公用传呼电话那里，而看管公用电话的老阿姨们，就忙着穿街走巷地传递信息。

        于是市面上经常出现有一个常见的场景：在电话间担任传呼的老阿姨，傍晚时刻总是在老工房的大楼下面大声喊叫，302室东京长途，403室大阪长途。

        之后，上海安装私人电话的需求有了大幅度的增量，其中有很多上海人家，就是因为要接听儿女们打来的越洋电话。

        以至于上海还出现了当时特定时代和特定环境下“电话铃响三声”的“普遍”而独特的现象。

        现在想起来还是蛮苦涩的。说的是因为那时长途电话费还很贵，于是在海外的子女就会和家里事先说好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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